学术科研 -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教育报》发表程斯辉、胡庆方文章——《开辟大学大境界》
发布时间:2015-01-09 12:57:45   来源:   浏览量:5753
  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大志、大爱和大美,在于有大责任、大气魄和大战略,更在于它所形成的大文化和大精神。跨越三个世纪、历经两个甲子的武汉大学,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在推进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奋力追逐自己的“武大梦”。值武汉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特以此文反思大学办学之路。

  ——编者

  大师:托起大学的崇高精神

  大师创学立说、著作等身、学为人师、德为示范,他们是大学的标签和灵魂所在。一百多年来,珞珈山风云际会、精英云集,在不同历史时段均汇聚了一大批高水平学者。

  早在自强学堂时期,即有辜鸿铭、华蘅芳、汪康年、缪荃孙等一批著名学者任教。从国立武昌高师至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时期,黄侃、竺可桢、李四光、郁达夫、熊十力、钱玄同、林语堂等群贤毕至。国立武汉大学时期,闻一多、沈从文、陈源、杨端六、皮宗石、周鲠生、查谦以及“珞珈三女杰”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等大批知名学者荟萃一堂。西迁乐山时期,叶圣陶、朱光潜、黄焯、钱歌川、李国平、唐长孺、桂质廷、高尚荫等著名学者,在物质匮乏的战乱年代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学术成就。在复员珞珈山时期,“哈佛三剑客”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以及谭崇台、李崇淮等一大批知名学者落驾武大。新中国成立后,以刘永济为首的“五老八中”使武大中文系居全国高校之首,历史系更是进入了吴于廑和唐长孺的“吴唐时代”。改革开放后,陶德麟、杨弘远、卓仁禧、朱英国、冯天瑜、刘纲纪等学者在多个学科领域成就斐然,并置身社会经世济民。

  迈入新世纪的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强强联合,构建起以“两院”院士、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千人计划”等高端人才为第一梯队,以“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珞珈学者”等学科带头人为第二梯队,以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为第三梯队的“珞珈人才方阵”。王之卓院士率先提出发展“数字摄影测量”和空中三角测量理论,奠基中国航测事业;承继他的事业,李德仁院士勇于超越前人,提出了国际公认的“李德仁方法”,并一举攻克世界测量学的百年难题;作为他们共同培养的博士,龚健雅院士独辟蹊径,凭借自主研发的地理信息软件,绘制出了中国自己的“天地图”。“师徒三代院士”,表明武汉大学已不仅仅是吸引大师的地方,而且还是涵育大师的沃土。

  从武汉大学的历史轨迹中不难看出,大师创造了学术,学术衍生为学科,学科又滋养着大师。当今武汉大学的一批优势学科,都是历代前辈大师呕心沥血打下的基础。宗福邦教授及团队十八年磨一剑完成的鸿篇巨制《故训汇纂》,与《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同被列为汉语辞书五部代表作,正是“章黄学派”百年学术传承;与章太炎并称“章黄”的黄侃,是武汉大学语言学科的奠基人,吴宓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刘永济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吴于廑是世界史研究的奠基人,张颐是西方古典哲学研究的奠基人,朱光潜是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周鲠生是新中国国际法的奠基人,韩德培是中国环境法学的奠基人,马克昌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他们使武汉大学文科实力稳居全国高校第一方阵。李国平是函数论研究的先驱,曾昭抡是现代化学研究的先驱,张资珙是分析化学的先驱,高尚荫是微生物学的先驱,汤佩松是植物生理学的先驱,竺可桢是近代地理学的先驱,桂质廷是地磁与电离层研究领域的先驱——他们使武汉大学理科实力享誉海内外。叶雅各是近代林业的开拓者,李先闻是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开拓者,夏坚白是大地天文学和测绘学科的开拓者,张瑞瑾是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领域的开拓者,朱裕璧是当归注射疗法的开拓者——他们使武汉大学在农学、测绘遥感、水利水电、医学等领域确定了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地位。

  没有一流的学者,就没有一流的学科,更没有一流的大学。正是因为有了大师,才成就了武汉大学卓越的办学声誉和国际影响力。国立武汉大学成立短短几年,就被誉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更有文理学士毕业生成绩在80分以上者即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的荣耀,还被《Science》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进入新世纪,武汉大学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2011年进入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400强。

  历史一页一页翻过,珞珈山的大师们用高尚之人格、不朽之学术撑起了武大的脊梁,如今已化为珞珈山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成为武大最珍贵的财富。黄侃先生坚持五十不著书,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圈点批校书稿《唐文粹补遗》;钱歌川教授为中华书局校阅《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他们潜心为学、献身学术的精神至今仍然激励着晚辈后学不断攀登科学知识的新高峰。唐长儒教授主张“诲人不倦、毫无保留”地传授治学精神和方法,李国平院士作诗表达“登高人向东风立,捧土培根情更急”的育人情怀,韩德培教授年过九旬仍然坚持每年与新生见面,谆谆教导修身治学之道。大师们的言传身教和高尚风范已经印刻于武大学子的灵魂深处,并化为武大精神的一隅。

  大志:赓续百廿强校梦

  大学以服务国家、民族与社会为己任,而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是大学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武汉大学的发展尽管历经坎坷,但它在坚守中实现了对于特定时期社会现实的超越。

  “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早在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光绪皇帝创办自强学堂,这座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的诞生,尽管属于晚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中的自救之举,却标志着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觉醒。它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替代聚徒讲学的传统书院,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端之一。

  在近代中国动荡的时局中,武汉大学的命运沉浮不定,数易其名,几度停办、调整、解散与重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一大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不懈努力下,武汉大学奇迹般得以快速发展。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曾在任职典礼上激昂地宣讲:“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在他的心目中,这所新的武汉大学“要能履行新的使命,担起文化的中枢”。为了心中理想的大学,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三任校长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国立武汉大学创建后不久就展现出了很高水平。

  八年抗战时期,面对“学校的教育得适应社会的需要”的思潮,王星拱认为,大学的任务是为国家和社会造就人才,“一种学术之影响于民族的兴衰及国家之隆替,往往都是在数十年之后,所以办教育要有深邃的眼光。”为此,他在肯定学生抗战热情的同时,带领师生西迁乐山,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高水准的教学与科研,以“乐山时期”辉煌的办学成就履行了武大学人报效国家和民族的使命。

  抗战结束后,武大遍体鳞伤,元气大伤,复校困难重重,周鲠生仍对办好武大充满信心。他希望将武大真正办成华中地区的学术中心。在他看来,要建立这样的学校,大学教育必须摆脱外界的束缚,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同时在内部避免衙门的习气,维持学术的尊严。他以建设一等大学的眼光与气魄,推进着大学“造就人才”、“提高学术”、影响与改造社会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是武汉大学发展历史中的“徘徊期”。而在李达担任校长的13年期间,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将学术研究心得与治校实践充分结合,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倾向,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为逆境中的武汉大学披荆斩棘。“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著名化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教育的忠诚,当面向邓小平谏言恢复高考制度,从此无数人的命运得以改变。这都充分体现了武大人勇于担当的气魄。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今,在改革开放中获得新生的武汉大学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跨越发展之路。从80年代初期回归教育本质、勇立教学管理制度改革潮头的坚决与激越,到八九十年代教育质量堪称一流、学术地位不断攀升的自信与稳健,再到2000年四校合并后“和合通变”潜能释放所彰显的顶天立地、冲击世界一流的豪迈气魄,武汉大学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负责的价值追求。

  大爱:点亮人类进步的灯塔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百多年来,武汉大学始终凝聚与传递着心忧天下、情系社稷黎民的大爱精神。

  从辛亥革命到抗美援朝,从三佛阁到珞珈山,武大学人“自强图存,济世救国”,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与进步的历史征程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辛亥革命的首义功勋簿上刻下了多位武大学生的名字;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武大校友;中共五大在武汉大学附小召开;大革命时期学校成为共产党组织活动的大本营、国民党左派的活动基地和进步力量的“总机关”;从珞珈山走出了陈潭秋、罗荣桓、伍修权等一大批革命先辈;武大历史上的两次“六一”惨案,用鲜血讲述了武大师生爱国为民的动人故事;武大在解放初期的抗美援朝中率先发出“抗议通电”,有1400多人报名参军参干、300多人获准走上保家卫国的最前线……他们用青春、热血甚至生命,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英雄乐章。红色文化成为武汉大学鲜明特色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为武汉大学施展报国之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从“三星两弹”、GPS全球卫星定位与导航的研制,到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工程的兴建;从基因重组、信息安全的技术突破,到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的科研攻关;从马协型、红莲型杂交稻的问世,到高频地波监测雷达、高性能混合动力电池的诞生。另外,《世界通史》、《发展经济学》、《国际私法》等众多权威著作的发表,这些无不浸含着众多武大人的热情、智慧与奉献,彰显着大学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新的历史时期,武大人用大爱续写道德的诗篇:桂希恩以医生的良知与责任拉响艾滋病在中国大地上蔓延的警报,他多方奔走、争取国内外对艾滋病患者及孤儿的资助,用博大的仁爱医治和抚慰饱受病痛折磨的灵魂;杨昌林几十年如一日关爱藏族学生,献出三分之一的家庭收入资助贫困学生,用深厚的民族情感筑起藏族学生的“幸福之家”;赵小亭情系山区儿童,两度奔赴贫困山区支教,用短暂而闪光的生命诠释了“90后”大学生对于爱与奉献的理解;黄来女“背着父亲上大学,孝女撑起一片天”……他们仅仅是珞珈山道德群星中光彩夺目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四周,更多武大人的身影将爱心汇聚、将温暖传递。

  对于那些曾经耕耘或成长于大学的一代代学人来说,大学不仅是他们曾经的栖居地,更是他们永恒的精神家园、永远的心灵故乡。武大人爱国家、爱社会,更爱自己的武大,为实现“武大梦”倾注了热情、向往与期盼……

  大美:莘莘学子的求学圣地

  武大之美的真谛,在于山水与建筑相得益彰、科学与人文完美融合。郭沫若先生在《洪波曲》中盛赞珞珈校园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

  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大学”的珞珈校园,并非天造地设,也非一朝一夕建成。从武昌三佛阁大朝街的自强学堂,到三道街的方言学堂,再到珞珈山的国立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可以说是筚路蓝缕、数易其址。而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是武汉大学100多年发展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时任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痛感“中国太没有建设的工作,尤其是教育方面”,认为武昌东厂口校址狭窄,不利于长远发展,应在武昌郊外另建新校舍。1928年,李四光先生与著名农学家叶雅各先生,骑着毛驴踏遍武昌郊外,来到荒草萋萋、人烟罕至的珞珈山。他们慧眼独具,以教育家的谋略、艺术家的浪漫,选定珞珈山这块宝地,并专赴上海聘请美国建筑设计师凯尔斯进行规划。凯尔斯以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北京故宫为蓝本,巧妙利用珞珈山、狮子山一带地形,历时一年完成珞珈山新校舍的设计任务。叶雅各先生还带领全体师生植树造林,在1930年的学校周刊上留下了当年植树者的心声:“今日在该处树木,明春即能在该处树人。”

  1932年,当珞珈山新校舍第一期工程竣工时,荒山秃岭已变成一座座美轮美奂的大楼。时任校长王世杰先生在落成典礼上豪迈地宣称:“请大家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胡适先生更是赞赏有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梧桐茂,凤凰鸣。王世杰始终认为:“要将武大建成一个真正的大学,第一个条件便是完成新校舍的建筑”、“一个大学设备简陋,不易聘到好的教授,因而造出的人才亦就不能美满,在社会生出好的影响就少”。正是因为珞珈山新校舍的落成,以及国立武汉大学声名鹊起,5年之间学校新聘教授数量多达83人,一大批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不远千里来武大执教。

  一百多年来,一代代学者“借珞珈山光以悦人性,借东湖之水以静心情”,将珞珈校园视为潜心为学、追求真知的理想之地,在这里捧土培根、奖掖后学,而人杰地灵的珞珈山,已经成为莘莘学子向往的求知圣地。

  新的历史时期,现任校长李晓红院士以“顶天立地”的责任与豪情提出了实施“顶天立地”的战略:“顶天”就是在世界教育大格局中占领一席之地,要瞄准学术前沿,成为学术和科技创新的引领者,要培养出具有世界影响、推动历史发展的、引领社会发展的领导者、科学家和思想家;“立地”就是要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牢牢扎根地方社会经济建设,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成为“科技库”、“人才库”、“思想库”,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现任党委书记韩进指出:“顶天立地”战略,非常符合武汉大学自身的发展定位,武汉大学立于天地之间,应该为国家和地方做出重要贡献;我们一定能够朝着发展目标加快步伐,在建设一流大学、在实现“武大梦”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好。